雖然藝術治療在台灣多半被認為是自國外引進的專業，然而，藝術治療重視在地文化的觀點卻往往被忽略了。我認為藝術治療在台灣很早就開始了，而這些發展和各國的藝術治療發展也存在一些異同。
1900 年代藝術治療在精神醫療機構中已開始被重視，同時也影響到藝術的發展，1912年保羅‧克利(Paul Klee)更提出：「要改革藝術，必須嚴肅地看待精神病人的作品。」藝術家進入這些機構和患者一起工作的例子也不斷地增加。1930年代藝術家在布拉格為流亡孩童進行藝術課程，影響了藝術治療取向之一「藝術創作即治療(art as therapy)」的發展；1940年代英國啟蒙式藝術教學影響了藝術治療的發展；我則是由1980年開始正式在台灣發展啟發式美術教育，加上更早期我與在機構的精神病人及醫院住院患者共處的經驗，成為我日後藝術治療模式的原型。
生活、文化和自我密不可分，文化認同和自我認同息息相關，各文化都存在其特殊性，彼此也有著交互同時是平行發展的脈胳。我自己則是十分關切案主的文化脈胳，在可行的情況下，我也會在開始建立關係前先參訪其環境以感受其文化，甚至會走一趟案主生活中的經常路線。
藝術治療重視環境對案主的影響，藝術治療師首要任務是能創造出一個治療性的情境。一般而言，藝術治療是在藝術工作室中進行，而這個工作室是藝術治療師和眾多成員們不斷營造出來的，其中可感受到工作室的歲月印痕，工作室成為一個matrix。雖然我自己有一個很好的藝術工作室供我自己創作及部份開放給有興趣的人，我也努力地協助一些機構能建立其自己的工作場域，但我也明白不是所有的藝術治療都能夠在工作室中進行。
對於居家照護、安寧療護及部份住院的患者等，臨床藝術治療多半無法在藝術工作室中進行，藝術治療師就必須就地創造可行的治療性情境。以藝術治療運用於居家照護而言，藝術治療師走到案主居所的途中，處在不斷貼近其生活文化的氛圍之中，對於同理案主有一定的影響，也將會影響著藝術治療師與案主的工作。如果能夠運用案主生活環境或其文化中的事物，我相信對藝術治療歷程的發展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同時我也鼓勵助人工作者(不一定是藝術治療師)能就地取材，以協助工作的發展。
早期(30多年前)有一位案主是中年婦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一直是住在她家中，她喜歡拿著收音機放在耳邊，同時不時舞蹈唱大戲(歌仔戲)。有一段時間我常去看她，總是和她分享大戲，我聽她說了許多故事，慢慢地我們會一起在她屋外撿拾一些樹枝、樹葉及磚頭等，在牆上及地上畫一些故事。她最喜歡的故事是王寶釧的故事。
有一位患者，約30歲的女性，重度智能不足，她很沒有自信，偶然間我知道她原生家庭在賣蕃薯，當我開始以蕃薯為焦點時她就會露出愉快的笑容。後來，我經常和她以蕃薯為引子進行藝術治療，也觀察到她的自信提升。
最近帶領的一次藝術治療研習中，我利用早到當地的時間中，到各處參訪，拍了一些照片並剪接成一個約4分鐘的影片，在研習一開始及結束時放給團體看。歷程中有一單元，我帶大家走到戶外進行採集之後加以創作，成員們回饋表示影片及採集的創作讓其感受很深。我認為藝術治療是透過身體和影像工作，當我們運用了在地文化及在其生活環境中就地取材，藝術治療的工作將很自然且細微地進行。
在地文化及生活環境中充滿了工作對象自身的關切點，這些都是長久累積的，同時，藝術治療的力量實際上多數也來自工作對象自身本來具有的能量，藝術治療師的任務之一就是協助這些能量與影像透過身體自然地再連結起來，以達到轉化的效果。
在藝術治療領域工作30年，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藝術治療是什麼？我只能帶大家進入藝術治療現場中去經驗藝術治療。
